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

作者/来源:兴国网   发表时间:2020-06-07 06:30:29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

   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

   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

   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

   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

   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

   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

   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

   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

   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

   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

   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

   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1.“人性论”。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2.“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

   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3.“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

   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

   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4.“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

   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5.“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

   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6.“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

   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7.“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

   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

   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8.“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

   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

   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

   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⑾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

   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⑿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

   法捷耶夫的《毁灭》⒀,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⒁,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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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 见本书第一卷《实践论》注〔6〕。 

  〔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见《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212页) 

  〔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八九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 

  〔5〕 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 

  〔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7〕 “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 

  〔8〕 “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 

  〔9〕 “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置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 

  〔12〕 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 

  〔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 

  〔14〕 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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