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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达:问题意识与怀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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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18-10-28 08:14
陈先达:问题意识与怀疑精神
思想火炬  2018-10-28
做学问要培养两种能力:提问的能力和怀疑的能力,我将之称为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问题意识决定研究方向,没有问题意识,不知朝哪钻;怀疑精神决定研究深度,没有怀疑精神,即使抓对了问题也可能浅尝辄止。
做学问,首先需要研究问题。严格说来,每篇有点意思的论文,都应该或者能提出一个问题,或者回答一个问题。提不出问题,空空如也的文章,很难说是论文。根据我多年的学术研究经验,要提出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分析和做出回答,太难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功底的真正考验。
为什么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越写越往西靠、往古靠呢?就是没有问题!找个人物,叙其生平,介绍其某本著作,归纳出几点思想,最多加点无关痛痒的评说,完事。严格地说,这不算论文,只算作者生平介绍。
就算往西靠、往古靠,也要把人物的思想贡献和价值真正放在人类思想史过程中,真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方法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考其得失,评其高下,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否则,写出来的文章只能是白开水一杯。
做学问,其次需要提倡怀疑精神。我们反对怀疑论,但不能反对怀疑精神。怀疑论与不可知论相伴随,而怀疑则是一种研究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怀疑论没有句号,永远是问号;而怀疑精神伴随着提出问题、寻找答案,是在寻找句号,而且相信会有句号。尽管它可能不是最后的句号,但随着具体问题的解决,对某个问题而言,可以画个句号。
而新的疑问,又促使研究者迈开新的研究历程。这就是研究的深入。没有疑问,永远不会发现问题,不会提出问题。创造性思维就是具有怀疑精神的思维,它打破传统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最保守的思维是习惯性思维,轻车熟路,率由旧章。古人说,大疑则大进,小疑则小进,无疑则不进,是有道理的。读书如此,写论文如此,著书也是如此。
怀疑精神与问题意识是不可分的。不能离开问题意识单独提倡怀疑精神,同样也不能离开怀疑精神,把问题意识片面化。可以断言,没有怀疑精神的人不可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而没有问题意识的人,则无问题可怀疑。
当怀疑离开客观问题,转向怀疑自身,转向主体的认识能力自身,则怀疑成为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成为哲学认识论中争论不休的可知论与不可知论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离开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而永远停留在认识论范围内,则永无了时。正如不下水争论谁会是游泳冠军一样。
归根结底,怀疑论问题的解决还要依靠实际认识。哲学中的问题与问题中的哲学相脱离,往往会走火入魔。因此,千万不能脱离现实问题去思考纯概念,否则概念就会变为“魔障”。
(作者:陈先达,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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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布于:2018-10-28 08:55
冯钺:社科工作者切勿沦为“知识愤青”
冯钺:社科工作者切勿沦为“知识愤青”
思想火炬  2018-10-27
近期有人发文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储备与知识生产能力明显不足,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解释能力,更缺乏对现实生活的理论指导能力”。对这一观点,不少人都有类似的感触。
社会科学从广义来讲是研究人类社会总体现象的各相关学科的总称,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等诸多学科。近代以来,西方的思想、范式、技术大量涌入中国,在带来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导致了不少教条的产生,社会科学受这方面的影响尤深。后来在学科规范化的过程中,教条化、八股化倾向仍然在不同程度存在。
无论是教条化,还是八股化,都是脱离实际的反映,用俗语来说就是不接地气。不接地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接国情的地气,缺少对中国历史、基层等实际情况的了解;二是不接国际的地气,严重缺少对世界重要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实的了解。目前,能同时具有丰富国内外经验和学识人少之又少。
有人撰文指出,我们往往习惯于将大政策套小政策、用理论论证理论,理论脱离实际的现象依然严重。党八股没有消失,洋八股又成了新范式,一些所谓“高学历”专家、“专家型”领导干部,张口就是西方理论,闭口就是西方模型,满脑子“西化思维”,凡事喜欢找西方标准和理论依据,严重脱离国情。
事实已反复证明,只有深入实践,才能出真知。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老前辈费孝通就是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费孝通早在二十多岁时就开始深入到乡村、边远地区调研,在广阔天地中摸爬滚打,才成就了一代大家。他通过对当时情况的回顾,指出了社会科学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要自己深入到社会里做调查;二是调查不能浮于表面,有些老师搞了调查,但只是枯燥的数字,缺少实际意义。这里第二个问题更重要,看似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调查研究,但究竟是走过场,还是蜻蜓点水,能不能真正搞清数字、现象背后的关联、本质,仍是一个我们尚未解决的问题。有些调查研究还未开始,就已有了一个西式的“帽子”,带着西式的理论框架到中国的现场为自己找注解。
社会始终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紧密相关,在今天信息技术发达的时代,社会中又出现了“知识愤青”现象。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问题,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情况。但现在“知识愤青”的问题似乎比较普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网络技术的流行,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发表观点,而不管这种观点是否经过了调查研究,是否全面客观。其实,对社会上的一些问题看不惯、有情绪,是正常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储备的增加、阅历的丰富,一些原来比较激愤的观点是有可能转变的。
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美国著名学者欧威廉认为,优秀的教授在实践中做学问,普通的教授在书本中做学问。这强调的正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道理。
总的看,我国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称。
世界正处于变革时期,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着更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准确把握、认识、预测将要出现的问题,既要求我们从历史中挖掘经验,更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世界,到实践中去发现并总结出贴近客观的结论。只有这样,社会科学研究才能逐渐发展和提高,适应我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满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要求。
(作者:冯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
签名:服从真理,服务人民,无私无畏,大道公行! 朱老师手机/微信号:19936611610
板凳#
发布于:2018-10-28 10:57
李志民:文化自信——从深层次消除学术不端的诱发土壤
治理学术不端就要从根本上减少发表论文的功利化导向,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在自然状态下,论文多表示科研实力强,但是,如果不自然地用过度严格的考核指标或奖励的办法来增加论文数量,虽然论文数量多了,但实力未必强。
学术评价要减少对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神圣化,SCI的核心是Index(索引),在资讯不够发达的年代,Index对科研人员很重要,对科学发展贡献很大。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大量最新的科研成果第一时间在网络上发表,加上搜索技术的日臻完善,广大科研工作者能够在网络上查阅到最新的论文全文以及关联参考文献,真正的科学家谁还用得着Index索引呢?
要鼓励中国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改变目前“唯SCI”的导向。当然,并不是说论文能在SCI发表有什么不好,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但是,目前“唯SCI”的导向,导致了中国人的研究成果都争先恐后地拿到国外去发表,而不是先让中国科研人员受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这也是个大问题。
此外,学术交流的主体语言是随着世界强国的变化而变化的,中世纪后的意大利文化昌盛,学术论文的主体语言是拉丁语;英国美国强大后,学术交流的语言才逐渐变成了英语。牛顿的论文是用拉丁语写的,爱因斯坦的论文是用德文写的,都没影响其对科学的贡献。中国学者要逐步养成为用中文写论文而自豪。
过渡重视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是国内科技界学术不自信的表现。“科学无国界”,是指自然定理无国界。但是,科学家是有国籍的,科研经费的来源是有国界的,技术的使用是有国界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更是有国界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国外发表,使得国内同行不能在第一时间受益,这个问题一定要得到根本改变。
只有有效地扭转科技评价的功利导向,才能从深层次消除学术不端的诱发土壤,提高国家的科技竞争力。(李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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