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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盛刚:托克维尔陷阱与西方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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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18-12-25 13:54

2018-12-12 草根网

所谓“托克维尔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社会面临不改革,就革命的势态,另一方面又面临改革则动乱,以至于改革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

可以说目前西方社会正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一方面经济停滞,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导致这些问题的又源于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所以,要推动经济再增长,就要消减高福利,高工资,降低税收,而这又势必引发社会动荡,以至于目前无论向右,还是向左,都失灵了。

凯恩斯曾经讲到:如果我们的贫穷源于饥馑,地震或者战争,如果我们是缺乏物资资料或者自然资源来生产我们所需物品,那么除了埋头苦干,节衣缩食和发明创造之外,我们是不能奢望还有其它法子来让我们到达繁荣之路。但是,事实上我们所处困境属于另外一种情况,真是让人尴尬莫名。

凯恩斯无非是想说明人类的贫困与其说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不如说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原因。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近代西方国家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权力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其意义堪比哥白尼革命。

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西方社会的发展。

开始于14、15世纪的新教改革以及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第一次制度革命,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它推动了西方世界的崛起与工业文明的发展。

当马克斯·韦伯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归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无异于是说贪婪是西方世界兴起的根源,正是对财富的贪婪激发了冲动,并由此转化为冒险与投资,转化为节俭与勤勉,转化为财富的创造,科技的发展,工业的兴起与城市的建立。所以,后来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

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国家和社会主导的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

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46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

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这一福利国家的理念基础,又被称为“社会凯恩斯主义”,以区别于将公共财政支出重心放在公共工程上的经济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带来的繁荣好景不长,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美国与西方社会又陷入了“滞胀”的困境之中。1970年以后西方经济增长趋于下滑并处于长期低增长或停滞状态,也即资本主义发展从增长型转入无增长型轨道。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西方从增长型资本主义转向为无增长型资本主义的呢?一般答案归于利润的下降与投资机会的枯竭。

但是哈耶克认为“所谓投资枯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推行一种有效地排除了私人资本也许可以获利的广大的冒险领域的财政政策,这可能是这一说法的真正症结所在。”其中特别是累进税阻挡了资本积累与扩大再生产,由此阻挡了经济进步,导致了社会僵化与资本的出逃,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制度出了问题,它不再刺激个人与社会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所以导致了社会与经济的停滞状态。

显而易见,哈耶克把矛头直指凯恩斯主义,他讲道: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之一,就是大众以为他们之所以达到了很高的生活水准,是因为他们把富有者拉了下来,而且生怕如果这样的一个阶级能保存下来或是兴起,就会使大众得不到他们本来可以得到而且他们认为理应得到的东西。但是由此结果自然是我们看到如果少数人不被允许享有财富,这财富竟能存在。而且最终由此出现的将是一个衰落的世界。

可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经济下行推动了西方政治与经济的再次转型,标志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其要义无非是降低成本,降低税收,减少监管以提升预期利润空间,吸引私人资本投资的回归,刺激个人去进行推动经济增长的活动,但是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

原因很简单,因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复古和倒退运动,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变种,主要的靶子就是应对大萧条与二战后繁荣时期所采用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殊不知一旦工资,福利与税收涨上去了,就不可能再降下来,否则就会引发道德与政治的风险。所以,想再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了。

那么,向前又是什么呢?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在接受一次采访中讲到,目前西方政治与经济的迷失在于以往的所谓左,中,右都走不通了。

左派主张促进平等,或至少限制不平等。为团结而行动,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保护弱者,特别确保穷人的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服务。

中派即第三条道路理论,他们主张的是一种走在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中间的政治经济理念,简单来说它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亦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奉行类中庸之道的福利社会。

右派模式,即实际上统治世界的自由市场模式。

以往西方社会的改革,无非是在这三种模式中寻找一种平衡,但是现在都走不通了。而走不通的的原因并不在于他们主张的价值观改变了,而是语境变了。

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打破了过去的确定性,在一个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过去的老办法显然已经不能奏效了,世界已经被全球化和互联网打开了,而且没有人可以关闭它。

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无不悲观地认为,我们所了解的世界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它受到结构性的制约,人们已经不再能驾驭。现代世界体系正在走向终结,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过渡到某种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个体系尚不被我们认识,而且事先不可能认识。

签名:服从真理,服务人民,无私无畏,大道公行! 朱老师手机/微信号:1993661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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