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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川:毛泽东思想与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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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 发布于:2019-03-11 12:15

毛泽东思想与文化自信

——毛泽东对“中国新文化”的探索历程管窥

作者:朱云川

内容提要:《老子》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思想,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新文化本源。毛泽东从五四前夕思考“大本大源”,直到十年文革开展“评法批儒”,都是在寻找中国新文化的本源。囿于时代对《老子》思想的种种误读,毛泽东与《老子》思想失之交臂;缺乏本源的中国新文化,始终未能在毛泽东生前建成。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老子思想、大本大源、儒家式否定、法家式肯定

1940年1月,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了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新文化任务,“来适应我们民族的需要”。因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1]这种中国新文化的思想,最早起源于毛泽东在五四前夕的“大本大源”主张,同时又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毛泽东一生都在研究《老子》思想。最早可由1917年《体育之研究》的评论算起,此时毛泽东24岁。毛泽东在1949年的文章中两次引用《老子》,1957年还加上“在两千多年以前”的修饰语,表明了晚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的关注程度。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老子》爱不释手,每到一处必带《老子》。比如,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因此,结合新时代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建立中国新文化的历史任务,探讨毛泽东与《老子》思想得而复失的变化关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儒家式否定的青年时期

青年毛泽东主张从“大本大源”来改造中国社会的,实与《老子》为代表的中国道家的“坐进此道”思想是一致的。

1917年,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说: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2]

对此说,有人斥为“唯心主义的思想”不妥,否则决无“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的道理。关于“本源”,就是中国文化的“一”或“道”。《老子》曰:“圣人执一,为天下牧”、“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都是从“本源”意义说的。

中国文化的“道”,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理性认识或客观规律,二是大道真理(道)指导革命实践(德)。《老子》“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一句,就是强调此两层含义是自然同一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与毛泽东《实践论》中说的“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的思想是一致的。

毫无疑问,青年毛泽东更看重实干(革命),对《老子》“无为而治”思想持否定态度。1917年,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文章说:“朱子主敬,陆子主静。静,静也;敬,非动也,亦静而已。老子曰无动为大。释氏务求寂静。......是或一道,然余未敢效之也。愚拙之见,天地盖唯动而已。”[3]这表明,毛泽东在求“大本大源”的时候,预先就将中国的朱子理学、陆子心学、老子道学、释氏佛学等主“静”派一风吹掉了,而专取“唯动”的革命派主张。

实际上,青年毛泽东对上述主“静”派思想有着严重的误读。具体讲:

“朱子主敬”。敬,治乱之具,禁止也。这是宋明时期针对“惩治腐败”、“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化主张。就是说,充分尊重圣贤前辈的道德法则,严格摒除个人私心私欲的“乱动”行为,以使天下稳定、百姓安宁、世界太平。理学所说的“天理”,主要限于儒家前辈的伦理道德,并不是“天下大道”(人人皆行得通的大路),其弊流于对儒家前辈的个人崇拜、儒学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暴力维稳的禁欲主义。“空谈道德”不管用,是“朱子主敬”的根本谬误所在。

“陆子主静”。静,治躁之具,诚静也。是与理学同时期的个人道德实践主张。针对程朱理学洗刷不掉的“形式主义”、“官僚政治”时弊,陆王心学高举正心诚意的“革命自觉性”济之。用今天的话说,理学近于“组织入党”,心学近于“思想入党”。可见,陆王心学“与本源略近”,程朱理学“则背道而驰”。

陆子心学之弊,一乏显见之迹,二无速成之功,故其用不及理学流行,其益不足救理学流弊。正如鲁迅先生说,自宋以降的中国社会千年腐败之难治,实由朱子理学流弊所祸害也。不难发现,毛泽东十年文革“狠斗私心一念间”、提倡“心学”的遭遇,与“理学流行,心学衰微”的历史有惊人相似之处。

“释氏务求寂静”。释氏佛教“非动”(不为),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释氏主张“禁欲”、“苦行”“超生”、“乐死”的“清贫不为”,并非中国道家的“清静无为”,是有其社会根源的。佛教创始人的释氏,并不是出身于贱民阶层的奴隶,作为一个王子,属于厌倦奢靡生活、安守清贫不为的好人思想代表。

佛教是建立在天下人“有为”成果上的,不同于其他人的“贪得无厌”罢了。佛教精神,“不贪物欲”而已。佛教“不劳而获”的特权意识,与终日从事体力劳动的贱民奴隶,也是无法真正沟通的。十三世纪,佛教在印度本土的衰落是可想而知的。

“老子曰无动为大”。将道家无为等同于佛教不为,推之于“无动为大”,是对《老子》思想的严重误读。《老子》曰:“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绝不是主张“不为”、“无动”的。《老子》的“上士闻道,勤能行之”、“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表明,道家绝不是“逃避政治”、“消极不为”的混日子。所谓“无为”,恰恰是自觉服从真理的道德实践。

《老子》曰:“躁胜寒,静胜热,清静可以为天下正。”以自然四时、季节变动为喻:天下贫寒如冬,当以躁动如春胜之;天下暑热如夏,当以清静如秋胜之。天下贫寒如冬者,饥寒不足也;天下暑热如夏者,物欲难治也。唯有天清地宁人静如秋的“无为”之道,方能作为天下四时最合理的标准尺度。

《老子》曰:“天之道,犹张弓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高者、有馀者为过,故抑之、损之,宜从“静胜热”之道,取清静无为天下正;下者、不足者为不及,故举之、补之,宜从“躁胜寒”之道,取躁动有为济世策。可以说,马列毛本来的共产主义,正是这样一种道理和境界。

《老子》曰:“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有为的感性实践,是无为的理性认识的根本;无为的理性认识,是有为的感性实践的统帅。这个观点,完全符合马列毛关于“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将《老子》的清静“无为”之道,误读成“无动为大”的理论,是儒家式的片面性错误。

毛泽东思想若干行之有效的观点,与《老子》都是相同的。真理只有一个,真正的普遍真理、道德本源都是一样的。

比如,毛泽东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为之”。毛泽东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老子》曰:“天下之难作于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老子》曰:“柔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毛泽东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子》曰:“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

青年毛泽东虽然对《老子》思想持有否定态度,但是他自觉地服从真理、实事求是、道德实践,成就了他一生的“第一件大事”——夺取全国胜利建立新中国。在本源上,青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依然是客观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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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家式肯定的中老年时期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说:“党委各委员间要把彼此知道的情况互相通知、互相交流。这对于取得共同的语言是很重要的。有些人不是这样做,而是像老子说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结果彼此之间就缺乏共同的语言。”[4]从文中批评对象和引用语气而言,毛泽东此时对《老子》大致还是否定的。
然而,5个月后,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引用《老子》时,则转为赞同和肯定的态度。文中写道:“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5]
可以发掘出两点:一是毛泽东对《老子》的态度,已由青年时期的主观性否定转为晚年时期的主观性肯定。转变时间大约在1949年春夏,古今治国“老子天下第一”,表明了毛泽东对《老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是1949年的春夏期间,正是中国革命胜利在望、建立新中国指日可待的伟大变革时期。毛泽东在基本完成“第一件大事”的前提下,开始关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战略问题,为《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新文化统治中国”预作准备。
此时的毛泽东,或许对《老子》还没有正确的客观认识,但他着眼于从《老子》思想中吸取精神养料这一事实,还是从历史文献中不经意显露出来了。
1949年,毛泽东深入思考“中国向何处去”,在理论上预作准备的问题,无疑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历史证明,很多人不自觉地落后于时代要求了。新中国70年来的若干重大挫折,固然与毛泽东的重大战略失误有关,也与人们囿于旧思想、旧观念的“右倾”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理论严重滞后的时代背景有关。
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文中,毛主席与《老子》思想高度一致。
毛泽东说:“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强大的失败,因为它脱离人民;弱小的胜利,因为它同人民联系在一起,为人民工作”。
《老子》曰:“强大居下,柔弱居上”、“柔弱胜强,鱼不可脱于渊”。
毛泽东说:“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6]
《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写道:“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7]最引人注意的是,毛泽东在文中添加了“在二千多年以前”的修饰语。在轻易不肯推崇中国古人的毛泽东文章里,不要小看这几个字。
1936年12月,毛泽东说过“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与军事实践有关;1949年6月,毛泽东说过“宋朝的哲学家朱熹”,与理学精神有关;1956年8月,毛泽东提到“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与儒家渊源有关。此次,毛泽东将“在二千多年以前”的文化自信、民族自豪感,与《老子》联系在了一起,表明毛泽东对《老子》思想认识程度的加深。
由此,可以窥见中老年毛泽东的两点信息:
一是毛泽东对《老子》的引用,1949年重在表面意义,1957年重在思想内容。从1917年青年毛泽东对《老子》的否定,到1957年晚年毛泽东对《老子》的肯定,1949年3月至8月中国革命胜利的这一转折时期是明确的。
二是毛泽东特别加上“在二千多年以前”的修饰语,与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关,除了提高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外,显然还有推崇的思想成份在里面。
在新中国最初的8年间,毛泽东与《老子》思想基本合拍,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1957年后,毛泽东转入“以法为体,以道为用”的法家思想。晚年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与韩非等人的法家思想分不开。韩非子著有《喻老》、《解老》篇,对《老子》是比较推崇的。
三、“天下无道”的晚年时期
1957年5月,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晚年毛泽东开始偏离《老子》思想而转向法家思想的轨道,出现了“天下无道”的严重后果——天下大乱。实际上就走到了《老子》思想的对立面上去了。
有人提到晚年毛泽东的两句话:“道在不可见,用在不可知”、“明君无为于上,群臣竦于下。”[8]法家思想里,“道”指“术”,“用”指“权”。两者连用,就是帝王驾驭群臣的权术阴谋。帝王表面上故意“非动”、“不为”,暗中大做手脚,群臣祸福难测、惶惶不可终日,人人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哪里还有心思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呢?
毫无疑问,法家“阴阳权术”思想,与毛泽东自己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理想是背道而驰的,与《老子》“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的思想原则也是背道而驰的。
文革时期,毛泽东是如何评价老子的呢?
毛泽东说:“老子这部书乃是唯心主义的,但包含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它对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的一些现象,特别是战争的规律作了概括和总结,所以它也是一部兵书。”[9]毛泽东不识老子“道法自然”的自然辩证法,错当成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抛弃了,错失了以正治国、太平盛世的文化本源。
文革后期,面对天下无道、天下大乱的深刻危机,毛泽东开始认识到法家思想的根本错误,提出了“要搞马列主义(姓共),不要搞修正主义(姓社);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正派),不要搞阴谋诡计(法家)”的指导思想,是对法家“权、术、势”思想的否定,又是对《老子》“以正治国”思想的重新肯定,同时为新时代拨乱反正、以正治国作了理论铺垫。
《老子》曰:“道之出言也,曰:淡兮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道就是普遍真理,是抽象的真实存在,难以直接由感官去认识和体现出来。只有用真理去指导社会实践,由它行之有效、功用无穷的丰硕成果中,才能知晓它的存在与伟大。这不仅是毛泽东《实践论》的正确观点,也是邓小平实用主义的根本原则。
《老子》曰:“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这里,“上德”指真理(道),最好;“上仁”指革命(德),次之;“上义”指民主(仁)又次之;“上礼”指法治(义)再次之;礼者,暴力也,不得已而用之;知者,自欺欺人也。
就是说,“上德”时,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健康发展,在上者没有必要作为。“上礼”时,主观上有为,客观上难作为。特别是在上者从私心私欲出发去作为,不得人心,难以引起天下人自觉响应,只有靠暴力维稳以力制人。《老子》“道之用”,是“革命实践”;法家“道之用”,是“暴力维稳”。毛泽东文革属于共产党人的探索,在中国社会的悲壮实践,充分证明了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这里,“烹小鲜”,就是在和平中谋发展,在稳定中求变革;不是拒绝发展变革,而是不要妄作乱动、瞎折腾,以免造成社会动荡、天下大乱。“道”指“天之道”,就是服从真理、服务人民的根本原则;“鬼神”,就是敲锣打鼓、唱歌跳舞的宣传方式。
治理一个大国,应当在和平中谋发展、在稳定中求变革,系统前瞻战略的“理论先行”,是避免天下大乱的前提条件。“理论先行”就是文化革命,属于发现真理、纠正错误,而不是宗教鬼神、文艺复兴。毛泽东文革,以“天下大乱”谋求“天下大治”为原则,以狂风暴雨、文艺复兴为方法,酿成了重大失误。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毛泽东文革背道而驰,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证明,墨儒法兵杂家思想,绝不是中国新文化的“本源”。十年文革期间的“评法批儒”,是毛泽东探索中国新文化的悲壮实践。毛泽东没有完成他一生的“第二件大事”,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大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失败了。文革后,许多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新文化“本源”。其实,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黄老)思想,正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大本大源”,也是中国古代的共产主义,只是今人不识此“道”、视作无用之物罢了。
四、结束语
1917-1949年,青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持儒家式否定态度,客观上与《老子》道德思想相近;1949-1957年,中老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主客观都是肯定的。毛泽东“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正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德文化“本源”所在。“幸则与本源略近”,成就了他一生的“第一件大事”,夺取全国胜利建立和巩固了新中国人民政权。
1957-1976年,晚年毛泽东对《老子》思想持法家式肯定态度,客观上走到了《老子》的对立面,故“不幸则背道而驰”,管用的革命理论缺位导致天下无道(真理)、天下大乱,使新中国遭受了巨大损失,也使他一生的“第二件大事”未能完成。中国新文化,始终没能在毛泽东生前建立起来。
从毛泽东与《老子》思想三个时期的关系可知,真正找到“大本大源”,建立起中国新文化,顺利地“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主观否定《老子》思想要不得,因为有“失根”的危险;客观否定《老子》思想要不得,因为有“失败”的危险;片面肯定《老子》思想也要不得,因为有进一步“失误”的危险。只有全面肯定《老子》思想,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才能早日建成中国新文化,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共产主义现实运动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8-349页。
[2][3][8]李锐著:《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9、72、312页。
[4][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41、1496页。
[6][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9-292、397页。
[9]马叙伦:《老子校诂》,1974年版。引文来源于网络。
(字数统计:7,000)
2001年4月初稿
2019年3月5日修订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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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云川,男,1969年11月生,中国重庆人。四川大学化学系88级、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共党建(含党史)专业研究生,长期从事编辑工作。主要从事道德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共产主义)、新国学(中国新文化)等研究及传播。历任《现代工人报》编辑、《财富分享》总编等职务。现为云川国学堂、老子大学智库主持人。主要代表作:《文明的自信》、《党的自信》、《国家的自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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